有次跟一位北京朋友聊天，他提到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矛盾有可能从民工第二代开始激化。这个说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民工第一代生长于乡村，他们的参照系通常是乡村的父辈，容易产生满足感；民工第二代生长于城市，他们的参照系是同龄城市人，更容易有失落感。
 
    在城市已经不可能没有民工的情况下，要想规避这种结构性问题，保证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市教育局决定从9月开始在10所中小学试行农民工子女单独编班，这个消息势必引起争议。（新华社5月24日电）

　　这一“隔离教育”的行为，使得教育主管部门成为众矢之的。可是，如果对既往的相关信息进行追溯，我们会发现武汉市以及武汉市教育局在民工以及民工教育方面曾有过不少值得赞赏的努力。2004年2月，新华社曾经报道武汉给农民工“市民待遇”，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纳入城市义务教育范围；2005年8月，新华社再次报道武汉对农民工子女给予特别关注，一律和城市学生享有同等待遇，做到公平教育。由此可以看出，此次“隔离教育”并非教育主管部门主观上试图推行教育歧视，恰恰相反，他们在试行这一政策的同时再次强调在师资配备、教学设施上必须同等对待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学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教育主管部门无可指责。据新华社报道，教育局之所以采取这项试点，与混合编班遭到一些城市学生家长反对有关。值得质疑的是，既然民工拥有“市民待遇”，为何未能充分调查农民工子女家长的看法，而是偏听其中一方。更值得质疑的是，此次列入试点的德才中学，曾经因为融合教育被众多媒体报道，为何此次反其道而行之？

　　德才中学曾实行两种班级管理方式：按照家长和学生的意愿自主选择，将110名个流动人口子女单独编班，另外110名流动人口子女则与武汉市籍学生混合编班。学校试图比较哪种班级管理方式更有利于打破不同身份学生的隔阂，推动学生之间的融合。据2004年的《湖北日报》报道，“融合教育”获得很大成功，超过7成的独立班学生向老师提出：“取消独立班吧，我们不想做温室里的小草。”另据项继权等学者的研究，城乡学生混合编班可以更好地消除城乡学生的差距，使农民工子女尽快地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会之中。

　　他们建议“国家的政策应该是鼓励交流和融合，而不是隔离……要规定开放所有的城市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可以根据其现居地就近选择入学，混合编班。”

　　虽然实践和理论都已经证明“融合教育”的可行性和重要性，可是它在实际推行中依然遭到强烈反弹。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隔离教育”的试点，不仅来自由上而下的行政指令，也来自由下而上的“片面民意”。此次“隔离教育”与多次反复的“婚检风波”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如果一些基本的文化理念没有得到普及，即使主管部门试图推进一些改革措施，也会遭到公众的反对。我们熟知职能部门拒绝改革、公众期待改革的格局，遇到职能部门推动改革、公众拒绝改革的局面往往就会不知所措。改革绝不仅仅是一些政策的转换，首先是文化理念的培养，政策转换只需瞬间就可以完成，理念培养却要未雨绸缪，耽误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