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无小事”——这是一个并不正常的，却又让许多北大人感到忧喜参半的事实。大学本来不该如此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大学应当在安静与寂寞中从事文化教育的事业。北大却是一个特例：从近代以来，北大在中国历次社会变革中先后自觉或被迫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国人眼中，北大已经不仅仅是一所普通的学术和教育机构，乃是中国社会的某种象征物和风向标。北大有过光荣，也有过羞辱。近年来，关于北大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地出现，这所过去一直高高在上的最高学府开始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从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的“官员先富说”到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招收博士的“怀德门”事件，从北大教授巩献田撰文高调反对《物权法》到近期北大未名湖核心区的拆迁工程，以及北大毕业生卖猪肉和卖糖葫芦的故事……均“一石激起千层浪”，让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北大校长显然不是一个轻松悠闲的职务，用现任北大校长许智宏的话来说，“没有一天特别安稳地睡好觉”——这样的生活状态，简直可以同负责安全生产的李毅中局长相媲美了。

　　近期，《新京报》记者在一次对许智宏的采访中询问道：“全国各地的高校都普遍存在高招指标各省分配不一的情况，比如北大在北京的指标就多于其他省份，很多人批评这是教育不公平，你怎么看？”

　　许智宏回答说：“我每年都讲，教育的公平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公平。即使在美国也一样。事实上，我们在北京的指标也不是特别多。……就北京而言，北京的学生在北大的比例大约是百分之十三到十五，这个比例比其他地区大学中的本地学生比例低多了。”

　　记者继续追问说：“给多大的比例由谁来定？这种机制怎么形成？”

　　许智宏回避了这两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大而化之地回答说：“任何一个指标都不可能绝对公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能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争取做到区域平衡。”这样的官话和套话，在我看来，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表明许校长根本没有正视问题的诚意。

　　但是，这场质量不高的对话激起了我的深入思考：谁之北大，何谓公平？

　　显然，北大乃是全国人民的北大，而不是北京的北大；北大的财政支持来自于中央财政，换言之，来自于全国所有纳税人的血汗钱，而非北京一地居民的奉献。因此，北大对北京地区学生的特别优待是毫无道理的。许校长以北大学生中北京学生的比例大约是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十五的数据，来说明北大比很多地方大学更少照顾地方利益。这种比较是一种拙劣的障眼法，因为北大与许多地方大学的性质根本不同——许多地方大学的财政支持来自地方财政，它们偏向于在本地招生、为本地培养人才，乃是一种天经地义的做法；而北大作为由一所由全国纳税人供养的、面向全国招生的高等学府，理应在全国范围内追求更大的公平。全国总人口为十三亿人，北京人口为一千多万人，北京人口仅仅是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然而，在北大就读的学生当中，北京学生人数占到百分之十三至十五，此比例高出前者十五倍。难道我们能堂而皇之地说这样的数字是正常的吗？难道我们仅仅用“任何一个指标都不可能绝对公平”的中庸之言来开脱吗？

　　许校长不敢回答记者问及的“此比例究竟是由谁来制定、这种机制又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因为这一切全都是幕后暗箱作业，并未经过公开的讨论、科学的研究和民主的听证会等过程。许校长不同意举行听证会以遏制大学乱收费的建议，他所举的例子还是西方大学如何如何——“西方国家的很多公立大学都没有进行过学校收费方面的听证”，此时此刻他再不提“中国特色”了。许校长维护的是一种历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严重伤害了、并正在伤害着全国所有考生的基本权利。我在北大念书时，与我同班的北京籍同学，考分比我整整少一百多分。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北京籍同学在四川参加高考，其成绩不用说要上北大了，即便想上专科学校都不可能。但是，因为他们出生在北京，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是北京人，他们便拥有了珍贵的“北京户口”。他们在北京参加高考，就能以如此低的考分骄傲地迈进北大的校门。如今，我也拥有了这份“北京户口”，以后我的孩子也就拥有了这样的特权，我自己也成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的“受益者”。但是，我完全不认同这种制度，我必须超越自身的利益趋向而严厉批评这种制度，这是一名知识分子的天职。

　　许智宏校长以“美国也没有绝对的公平”来作为批评北大学费猛涨的挡箭牌。当然，我也知道即便在高等教育最发达的美国也没有绝对的公平，但这不足以成为我们不去追求公平、安于现状的借口。美国的高等教育固然问题亦多多，但即便其顶极的几所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当然比公立大学更讲求“经济利润”），也对学业优异的贫困学生提供高额奖学金。我有几位移居美国的朋友，他们的子女便是这套奖学金制度的受益者，中学毕业之后以优异的成绩拿着一年五六万美金的奖学金进入哈佛、普林斯顿等名校。否则，按照其父母有限的收入，根本无法承担此高昂的学费。与之相反，极端保守资本主义片面追求利润的的精神渗透到了包括北大在内的所有大学的骨子里。北大、清华等名校的招生制度不仅对西部地区的学生极端不公平，水涨船高的学费也逐渐让许多出身贫寒的学子望而却步。北大正在蜕变成富人的北大，学子中工农子弟的比重在迅速下降。

　　许智宏校长的这些说法，让我联想起日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的若干言论来。王发言人是一名高级官员，他说话自然毫无遮掩；不像许校长是一名知识分子，说话还犹抱琵琶半遮面。新华网报道，王发言人明确指出，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该发言人还娓娓动人地以“名贵服装”来形容北大、清华的崇高地位——有钱人可以选择逛名牌时装商店，购买昂贵的名牌时装；普罗大众则可以选择路边小店，购买普通的衣服。这就叫做“各取所需，按财分配”。

　　对于这样一种来自官方的振振有词的解释，有网友置疑说，该比喻混淆了作为按照市场规则运作的时装业与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高等公立教育机构之间的本质差异——“名贵服装是‘私人物品’，而北大、清华全国只此二家、别无分号，当属最为稀缺的‘公共物品’。服装贩子出售衣服，遵循的是‘价高者得’的市场原则，因为获取利润是他们追求的最主要目标，自然谁出价高谁优先享受。然而，政府不是追逐经济利益的市场主体，而是以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为己任的公共部门。高等教育的主旨在于培养人才，优质教育资源越稀缺，政府越应当‘惟才是举’，让知识、资质、能力方面的优秀者优先接受高等教育；而不能‘惟财是举’，让钱包充裕者优先享用北大、清华。”如果北大、清华“惟财是取”，将进一步恶化中国社会本来就已经相当严重的社会不公，使得“起点的不平等”成为现实，这种机制比起当年帝制时代的科举考试亦是一种可怕的退步。

　　拿买衣服比喻上大学，这个拙劣的比方暴露出了典型的“教育产业化”的政策取向，以及背后“有钱便有一切”的、粗鄙化的崇富心态。近十多年以来，“教育产业化”的思维已经对包括北大在内的中国高等教育造成巨大伤害。虽然许校长声称“北大的财务是最规范的，每年都要进行三到四次的 审计”，但北大每年招收名目繁多、数量巨大的“工商管理硕士”等，其报名者多是企业老总、政府官员，每人收取数十万巨额学费。这些学生当中，有的人根本就是仅仅出席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的“蜻蜓学生”，但北大看重的是收取学费，而不管其学业如何，钱到账了，学位也就慷慨地交换。这些“灰色收入”是否经过了审计？这些“见钱眼开”的做法是否符合北大的人文传统？哪位北大校长愿回答这样的置疑呢？

　　梁漱溟与老北大

　　■于木

　　老北大早已雨打风吹去——那个欣然接纳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学者梁漱溟的老北大，已然遁入历史深处。新北大不再给梁漱溟这样的“土老帽”留下一个位置，新北大的教师必须拥有或洋或土的博士学位，且不管其博士论文是否属于抄袭而来。而在老北大的时代，一切都还处于草创阶段，制度虽不完善却显得生机勃勃，一流的人物和一流的学术成就相映生辉；到了新北大的时代，尤其是近十余年以来，这所大学正变得越来越像卡夫卡笔下那个庞大的、迷宫式的官僚机构，确实，这里官员的数量远远比教师多，而在那些有机会留校的年轻博士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熟谙“关系学”的平庸之辈。“学术的北大”和“思想的北大”都处于凋零的命运之中。蔡元培和梁漱溟等先辈，今日若是重返北大的话，当作何感想呢？

　　一九八五年，北大九十周年校庆之际，九十五岁高龄、作为文革幸存者的梁漱溟专门撰文《值得感念的岁月》，讲述自己昔日在北大的学术和教育生涯。关于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的故事，后来逐渐夸张为一个绘声绘色的神话。即便是在北大自己的学报上，也白纸黑字地描绘说，那时候梁先生报考北大落榜，其后蔡元培校长看中了他的才华，于是破格将其请到北大任教。“落榜学生”与“特聘教授”之间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也留给后人丰富的想象空间。然而，梁漱溟先生在此文中更正说：“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如汤用彤（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蔡先生以讲师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录取，反被聘为教授之事。”

　　不过，梁漱溟被蔡元培聘到北大任教，确实是北大历史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则佳话。民国刚一成立，蔡元培即出任第一届教育总长，当时梁漱溟在同盟会的《民国报》工作，以一青年记者的身分，出入于国会、总统府、国务院及各政党总部，因而多次接近并采访蔡元培先生。一九一七年，蔡元培从欧洲访问归来，出任北大校长。梁漱溟拿着自己的论文《穷元决疑论》登门求教。蔡元培告知：“我在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让梁漱溟没有想到的是，蔡元培接着提出请他到北大任教并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梁大吃一惊，谦虚地表示，自己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梁漱溟总不敢冒昧承当。蔡先生又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蔡先生的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梁漱溟，他便应承下来。

　　那时，梁漱溟年仅二十五岁，没有任何学历，只是司法部的一个小秘书。蔡元培却有这样的眼光和魄力，当即拍板将其延聘到北大担任教职。后来，梁漱溟动情地回忆了自己在北大七年的生活：“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另一方面，梁漱溟也对北大早期的哲学教育贡献良多，他虽然年轻，所授之课在北大却是独一无二的，也颇受学生欢迎，听课者多达二百多人，由小教室换为大教室，学生中有冯友兰、朱自清等后来名动一时的学者。梁漱溟感叹说：“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之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听课者之踊跃，更可想而知了。于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且影响及于社会。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梁漱溟是一名典型的“自学成才”者，正如他本人在《自学小史》中所说的那样：“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自学成才本已不易，自学成才而又能够被学术界和社会承认更不易。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所开创的老北大的传统值得我们深深地怀想与追忆。与其他所有的后任者不同，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当时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和声望，这权威和声望不是由其担任的职位所带来的，恰恰相反，乃是源于其在晚清革命运动中常人难以企及的资历和贡献，以及其谦卑和宽容的人格魅力。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延聘教授多出于个人的远见卓识，根本不必通过一个庞大的官僚部门和繁琐的程序来实现。无论是文科学长陈独秀还是梁漱溟、辜鸿铭等人，有新派，亦有旧派，有西化派，亦有国学派，学位和著述都不是硬性的标准，蔡先生看重的是真才实学。可以说，那时的北大要聘谁或不聘谁，蔡先生完全可以一个人“自作主张”。这固然属于某一种形式的“人治”，可这种由伯乐来实施的“人治”方法，运用在草创时期的北大大学，比之后来逐渐“正规”化的“体制”别有一种优势。

　　一种刚性、僵化的、教条的体制，必不能容纳诸如梁漱溟这样的学者——你没有最高学历，亦没有堂皇的著作，焉能进入我这最高学府任教？这种由制度造就的“无物之阵”，让任何天才都无法“脱颖而出”。这种看似公平合理的体制，能让一名拥有学位的庸才顺利地获得教职，却不能让梁漱溟这样没有学位、而拥有丰厚的学术潜力的大学者获得教职。说起学位来，后来被胡适延聘到北大的沈从文也没有任何的学位，他也是一位自学成才者。且不说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成就，他后来改行从事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也令诸多历史和考古科班出身的学者为之叹服。可见，学位是“虚”的，学问是“实”的。这些年来，北大过于看重“虚”的学位，而忽略“实”的学问，与若干具有真才实学却没有“最高学位”的学者擦肩而过。

　　被誉为“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千灾百难中认识了“良知”，他忠于自己的良知。在后来的年代里，梁漱溟为了捍卫真理而不惜顶撞权要。这种为了真理“虽千万人，吾往也”的勇气，于今，有几个博士具备了呢？对于北大来说，这种为真理献身的精神才是最可宝贵和珍惜的传统。今天的北大拥有数以千计的博士和博导，追求真理的氛围却日渐稀薄。今天的北大有那么多或土或洋的博士，以及由博士熬成博导者，或赞美文革中的样板戏如何辉煌壮观，或赤裸裸地表示改革就是要让官员们先富起来，或声称中国不需要民主制度只需要恢复古代的科举制度，或收取佣金成为黑社会头子的辩护士，或认为北大教授拥有 别墅和汽车就意味着中国实现现代化了……这些乌烟瘴气的论点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有什么益处呢？这些奇谈怪论哪里有一丝一毫追求真理的意味呢？它们不仅离真理十万八千里，而且就连基本的常识都忘记了。这些自以为能够充当“帝王师”的博士、博导们喜欢说违背常识的惊人之语，这是北大的光荣还是耻辱呢？

　　今天的北大，最需要的不是引进多少位拥有西方名校博士头衔的学者，而是让真理的光芒破土而出。真理长期遭到了遮蔽，年轻的学子们在黑暗中行走，他们来北大本是为了寻求光明。北大不能只有未名湖的美丽，北大应当成为真理的管道。可是，这管道如今却被堵塞了。北大需要像梁漱溟这样的真理的斗士来疏通这管道。梁漱溟遇到了老北大，遇到了北大的黄金时代，这是他的幸运。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它还会重新出现吗？今天的新北大，有没有可能遇到今天的“梁漱溟”呢？这些问题需要每一个热爱北大的人士来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