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至1998年全国各省份高考状元当中，考研和出国成为大学毕业后的首选，其中约有40%选择出国留学深造或定居海外。近日出炉的《中国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披露了这条信息。课题组负责人蔡言厚教授说：国家应该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而不是一味培养，以后任由其出国。

    其实不仅蔡教授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四成状元选择出国”，许多公众也是这样看的。几年前，一篇题为《北大清华最优秀毕业生哪去了》的雄文曾引起舆论爆炸性的讨论。在他们看来，一个祖国培养出的精英和尖子，就该有为祖国效力的意识，选择出国且不归来就是不爱国、不道德的表现。

    与这种思维对应的是，某某学成后“拒绝高薪毅然归国”曾是一种带着强烈爱国光环和道德色彩的事件，组织大加赞赏媒体大力宣扬——在今天这个开放的全球化时代，有必要对高考状元和其他精英出国的选择去道德化，不能动辄与爱不爱国挂钩，而应将其视为一个人基于私人利益考量的理性选择。

    这是一个不再以追求私益为耻的伟大时代，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公共利益不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只要你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只要你不违法，你可以正大光明坦荡自豪地去追求最大化的私益。在教育和各种公共品都充分市场化后，读书考大学得自己付出成本，买文具和复习资料得自己花钱，一个从小到大花自己的钱考进名校读成人才的人，有着充分的理由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去选择自己的未来，凭什么不能选择出国，凭什么不能在国外找一份能赚更多钱、更有发展前途的工作？

    有人说到人才外流不利于国家创新和民族发展，能不能留住人才，这应是国家“爱不爱人才”的问题而不是人才“爱不爱国”的问题，全球化浪潮中人才流动已日益全球化，一个能使人才充分发挥自己才智的国家自然能留住自己的并引来别国的人才。有人说人才外流是盲目崇洋的结果，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每个人是自身利益最好的评判者，盲不盲目要靠一个人在市场去学习，而不是外人的道德说教。实际上，随着中国市场的发展和制度的改善，国家给个人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不仅家长在“送不送孩子出国”上越来越理性，海归越来越多，许多外国人才也选择来中国创业和镀金。

    从另一个角度看，无论在何处，每个公民得到最好的发展那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利益和最大的荣耀，国家不能超越国民利益而独立存在。国家应为自己的选择出国的国民有更自由、更好的发展和自我实现而感到荣耀，而不应拿爱不爱国、道不道德去苛求追求最大化私人利益的国民。